春秋·玄堂

目前兴起一种“历史无用论”的思潮，我对此一笑，朋友问我说，你怎么不说历史可以为现实服务呢？

不是不知道，是我不想说。

这种历史学可以为现实服务的思想起源很早，大约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商灭后，周人为了巩固统治，有一种“殷鉴不远”的舆论宣传思潮。秦灭后，汉初有“过秦论”，可以看做这种思想脉络的延续。最为我们熟知的则是唐代太宗皇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名言。宋代神宗朝，司马光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资治通鉴》，也无非“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资治通鉴》，这可以说是鉴戒史学的代表作了吧。到了近代，“古为今用”的说法更是为我们所熟知。

然而鉴戒史学却存在问题。

它引起的第一个问题是史学目的论的先验错误。即历史学存在的文化自觉，让这个学科的目的是复原历史本身，即历史学作为科学，其目的是求真。

第二个问题是鉴戒史学引起的历史学研究的混乱。鉴戒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由于历史的相似性而导致我们可以将历史经验作为我们现实服务的依据，通常称作为历史依据，在中古时期，一般称作“故事”。然而这在操作上是不可能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序言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这种不可操作性即表现为历史时空的转移，已经不能为历史学所描述的历史当下所重复。而更大的混乱则来源于由于现实的需要而导致的历史学的扭曲，这是对历史学学科文化自觉的扼杀，历史学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科学，最大的恶果是“影射史学”的存在。

于是，我对“历史无用论”的挑衅只是报以微笑，而不用“鉴戒”来回答。这里面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历史无用论”命题的提出在科学哲学上表现为“功

在上古史研究中，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我们是“早熟的”。这种观点起源于Carl Max，中国最早传播这一观点的是侯外庐先生，在这种观点之下，导出的是中国是“维新”的道路。这种论调从一开始就奠定一种认识趋向：我们不同于他人，我们从一开始就成熟了。

于是，对上古史的认识就出现了一种“趋优”的看法，即我们在上古已经具有了中古乃至以后的典型国家形态。这种形态包含多个方面，其中一个最大的认识那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一个个统一的王朝国家。

这个需要找证据印证。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老诗句，就成为了这一认知最合理的见证者。天下本位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历史学家的全部视野，何况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我们的历史著作中已经充满着天下本位了，这有什么错呢？

然而，这却不是历史的真实。

回归国家本位。天下可以是一个视野，但不能成为一个基础。天下本位下的历史著作，要不成为如汤因比之类的《历史研究》，要不被分割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不同的文明板块，两者同出一辙，却共同证明了这种天下本位的全史通史的不可操作性。

于是，呼吁回归国家本位。

我们总是在天下本位下看商王朝、西周王朝，却很少有人去观测商国和周国，更不用说游离于商国、周国之外或归附于商国、周国之下的部族。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部族没有留下任何的文献记录，我们只能从商、周国家的记录来反观它们，于是它们理所当然的成为被阉割的对象，成为了王朝国家的附庸，成为了历史学者眼中的边缘。

然而，天下视野下的国家本位却要求正视这些部族或者国家的存在价值，重新审视商国、周国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在国家内部，则重新审视其结构、形态。

刚看到一个新闻，《光明日报》国学版2010年9月3日在岳麓书院采访了海峡两岸的几位学者，他们提出一个中心论点：希望国学以中国古典学的名称进入现代学科体系。与会的几位学者都不同程度的表示了赞同。

然而中国古典学并不等于国学。

国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某一国家对于他国而言的学问，皆可称作国学。正因为这种相对主义的观念，使得国学的产生之初就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色，而在具体的内涵和外延上没有具体的界定。尤其作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国学无法在实践中成为一个具体的学者，即在时间上无法确认国学存在的时段，在空间上无法确认国学存在的地域，从而产生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学问是否可以归入国学这一概念的尴尬境地。

于是，在大多数人甚至是专家的眼中和笔下，国学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没有具体的内容判定。

这次几位学者试图以中国古典学这个名称取代国学的提议，无疑是思考中国传统学术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的一次有力探索，但这个提议确实不恰当的。

古典学学科是西方社会以古希腊和罗马的文献为基础，将希腊和罗马作为一个古典文明的整体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它有着明确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即在时段上表现为上古时期的希腊和罗马阶段，在空间上表现为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帝国的地域。这就使得这一学问在时空的界定上非常明确。

可是国学却不具有这一时空的界定。中国古典学借用古典学这一概念，势必在学科的时空界限上应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笔者看来，如果中国古典学这一学科成立，则它的时空界定将作为学界讨论的首要问题。这一空间在地域上应该表现为古典文献中称为“中国”

今从蛋处知有湖北荆州松柏汉牍一事，随找来一观，得益甚多。

《松柏汉牍》有“令丙”一节，其文有“丞相言请令西成、成固、南郑献枇杷各十”的法令，落款时间为西汉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

南纪汉墓的绝对时间为汉武帝建元、元光年间，可见此法令之时间已持续四十多年。

文景为后人所称重，然“红尘一骑妃子笑”之事，岂唐独有哉？

可见汉唐盛世，国民负担之重。

秋风吹过，落叶满地。今日立冬，恍然间冬日临近矣。

午间，去东区还书。

借的《中国青铜器》、《服饰礼仪》、《文明起源》、《金文官制》书若干。

同学聚会，费时数小时而回。虽未酩酊大醉，然头已昏昏然。

于莫处与沪来苏诸人论时事若干，以发心中之不平。

宿醉处不得另阅文章。

遂记此琐碎之言于此，以表心志。

昨夜观胡兰成《山河岁月》，有“陌上拾得旧金钿”一语，以喻考古，甚切，真文人情怀。

午间，与雪至莫处，与李、鱼、毛、道诸子论沈三白之《浮生六记》，谈及生活情趣处，众皆忆及儿时之玩乐。

点读《说文解字》数页。

与蛋、舟诸子论夏夷异同，不甚知，阅王玉哲先生《论先秦的戎狄与华夏的关系》一文，获益良多。

论盐、铁于上古之形态。

从爱问知识人探知《顾颉刚日记》十二卷，阅其1927年前半年数月之日记。其与鲁迅之纠葛甚深，一笑。

观“中华探源工程”相关文，查陶寺、王城岗、西坡、新砦等遗址发掘报告，仅得数篇。

感觉突然改变了很多，生活开始变得安静。

每日都在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虽然并不如意，但真的是自己想做的。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缓慢的进行，这样的感觉很好。

胡先生曾经说，写文章应该如同溢出来的才是好文章。

今天仿佛感觉生活也如溢出来的一样，一切都按步就班，不快不慢，不慌不忙。

我为自己的改变而高兴。

今年冬天注定是个幸福的冬天，窗外的寒风并未吹破窗内的温暖幸福。

彼此的照应。

彼此的关爱。

彼此的希望。

彼此的笑容。

彼此的梦想。

彼此的努力。

我们激励着每一个人，在这浮躁的日子里，沉静就这样悄悄的到来了。

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