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兴起一种“历史无用论”的思潮,我对此一笑,朋友问我说,你怎么不说历史可以为现实服务呢?
不是不知道,是我不想说。
这种历史学可以为现实服务的思想起源很早,大约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商灭后,周人为了巩固统治,有一种“殷鉴不远”的舆论宣传思潮。秦灭后,汉初有“过秦论”,可以看做这种思想脉络的延续。最为我们熟知的则是唐代太宗皇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名言。宋代神宗朝,司马光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资治通鉴》,也无非“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资治通鉴》,这可以说是鉴戒史学的代表作了吧。到了近代,“古为今用”的说法更是为我们所熟知。
然而鉴戒史学却存在问题。
它引起的第一个问题是史学目的论的先验错误。即历史学存在的文化自觉,让这个学科的目的是复原历史本身,即历史学作为科学,其目的是求真。
第二个问题是鉴戒史学引起的历史学研究的混乱。鉴戒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由于历史的相似性而导致我们可以将历史经验作为我们现实服务的依据,通常称作为历史依据,在中古时期,一般称作“故事”。然而这在操作上是不可能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序言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这种不可操作性即表现为历史时空的转移,已经不能为历史学所描述的历史当下所重复。而更大的混乱则来源于由于现实的需要而导致的历史学的扭曲,这是对历史学学科文化自觉的扼杀,历史学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科学,最大的恶果是“影射史学”的存在。
于是,我对“历史无用论”的挑衅只是报以微笑,而不用“鉴戒”来回答。这里面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历史无用论”命题的提出在科学哲学上表现为“功